德國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阿多諾的著作文章難讀難懂嗎？回答是肯定的。不過，這難讀難懂有的是因其思想、寫法所致，有的卻與他本人無關。

　　記得精通德語的同事方維規教授經常與學生念叨的一句話是：“西方那些大思想家，他們寫出來的每一句話意思都是清楚明白的。如果他們說的話讀不懂，肯定是翻譯有問題。”(大意)這也就是說，阿多諾固然有其難懂之處，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翻譯者沒有吃透阿多諾的意思，結果把阿多諾的話扭曲得面目全非。如此一來，阿多諾也就跟著遭了殃。

　　我最近就見到一例，詳述如下。讀過夢亦非先生的《阿多諾的漂亮舌頭》(《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一文后，我有些吃驚。因為此文雖然沒有指出具體出處，但文中的好多引文以及轉述是來自于《阿多諾：一部政治傳記》([德]洛倫茨•耶格爾著，陳曉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書。此書剛面世時我就讀過，當時覺得其中的一些翻譯有問題，但并未深究。比如譯者把aura譯作“光彩”，卻不知道漢語學界對此概念已有“光暈”、“靈光”等固定譯法。而一些已有定譯的人名也被譯者隨意亂譯，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比如基爾凱郭爾變成了“基爾克加特”，盧卡奇或盧卡契被譯作“盧卡斯”，勛伯格被譯成“舍恩貝格”。哲學家卡西爾一會兒是“卡西雷爾”，一會兒是“卡西勒爾”。如此翻譯，確實增加了理解的難度。因為我手頭正好有此書的英譯本(Adorno：A political Biography)，便不得不邊看漢譯邊對英譯。一些漢譯看不明白的，看英譯卻很是通暢，就覺得譯者的水平是比較成問題的。

　　估計夢亦非先生并不知道此書翻譯得不好，卻反而把此書的爛譯當成了阿多諾的原話，進而對阿多諾大加埋怨。這樣一來，就真正變成了“國際玩笑”。比如，夢文在一開篇即引《阿多諾：一部政治傳記》中阿多諾說過的一段話，原文如下：

　　“社會越是徹底，那么思想就越是具體化，它的開始就越是自相矛盾，并試著從自身去擺脫這種具體化。對災難最外部的了解恐怕有變成廢話的危險。文化批評面對著的是文化和野蠻這一辯證法的最后一級：在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殘酷的。這也是吞噬著這樣的認識，即它說出了今天為什么不能寫詩的原因。把思想進步假設為自己的一個元素，并在今天準備徹底地吸收它的這種絕對的具體化，是批判性的思想力不能及的，只要它自己沒有任何變化。”

　　阿多諾的這段話估計夢先生沒看明白(不能怪夢先生，其實誰也看不明白)，于是他便大發感慨：“可以看出阿多諾這段話并不好懂。德國哲學家的話都不好懂，這倒并不是因為它們的思想深到我們讀不懂的程度，而是德語并沒有足夠成熟，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表達效果。康德的三大批判之難懂，一部分原因不得不歸因于當時德語的粗鄙與言不及意，雖然德國知識分子一向過于自信地以為只有德語才最適合搞哲學。”

　　我不懂德語，所以對康德、阿多諾等等所使用的德語是否“足夠成熟”、“粗鄙”或“言不及意”不敢妄下斷語。讓我奇怪的是，為什么夢先生會如此自信滿滿地遽下結論，卻沒想想是不是翻譯出了問題？阿多諾的這段話來自于他的《文化批評與社會》(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此文的英譯與《阿多諾：一部政治傳記》的英譯大同小異(篇幅所限，不再提供英譯)。前段時間我給博士生上課，正好使用到這段文字，便自己先譯一番，又請遠在美國的曹雅學女士幫我校譯，譯文如下：

　　“一個社會的極權程度越高，心智的物化程度就越嚴重，其依靠自己本身而逃離物化的嘗試也就越自相矛盾。就連最極端的末日意識也有淪為茶余飯后閑談的危險。文化批評發現自己面臨著文化與野蠻之辯證法的最后階段。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這甚至侵蝕著我們對寫詩在今天之不可能性的認識。絕對物化本來把知性進步作為自身的前提要素之一，但是如今卻有吸收整個心智的架勢。持批評精神的知性如果將自己局限于自我滿足的沉思，就無法應對這種挑戰。”

　　我們的這段翻譯或許還談不上完美，但起碼阿多諾要表達的意思是翻譯清楚了。不知夢先生面對阿多諾的如此表達會作何感想？

　　再說一遍，這件事情似乎不能怨夢先生，而是翻譯惹的禍。但夢先生以訛傳訛，異想天開，恐怕也算是下筆不慎吧。《否定的辯證法》一書的英譯者阿什頓曾說過，為了跟上阿多諾的步點，“你需要幾乎完全了解康德、完全了解黑格爾、并從內心深處——不單是‘用心’——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你還應該對各個領域的現代人物有可靠的認識，如柏格森、胡塞爾、席勒、本雅明、貝克特、勛伯格、克勞斯、海德格爾等等。我們的譯者不可能下過如此工夫，其翻譯自然也就變得不倫不類。而阿多諾的傳播者又借助這種不倫不類之物進一步解讀，解讀之物便更是非驢非馬了。經過幾輪的強暴之后，阿多諾的思想早已變得面目猙獰，他也就在中國倒了血霉。

　　唉，阿多諾可真是個倒霉蛋。

來源：南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