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8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為傳統的翻譯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極大地拓展了翻譯研究的疆域。翻譯研究呈現出一派多元化的趨勢，突破了傳統的美學或語言學的模式，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翻譯研究派”，如多元系統學派、文化學派、詮釋學派、解構學派等。譯者——譯語文化從邊緣走向中心，由隱蔽走向彰顯，譯者從傳統譯論中的“隱身（形）人”、“奴仆”、“模仿者”、“舌人”、“傳聲筒”成為源語文本的“操縱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寫者”和“吞噬者”。本文擬從譯者——譯語文化的視角，對全球化語境下的翻譯主體——譯者文化身份的嬗變進行一些思考。
　　
一、譯者的“創造性叛逆者”身份
　　“翻譯者，反叛也”，這是翻譯界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它來自意大利名句Traduttori traditori。該句的本意在于說明譯事之不易，大凡翻譯，必有所逆，定有所失，提醒譯者慎小謹微，不可掉以輕心。除此之外，更意味著號召譯者沖破源語的束縛，發揮其主體性和創造性。“創造性叛逆”這一命題最早由法國著名文論家埃斯卡皮提出，他在《文學社會學》一書中指出：
　　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
　　這和解構主義的翻譯觀不謀而合。解構主義翻譯觀認為，譯者是創造的主體，翻譯文本是創造的新生語言。譯本決定原文文本，沒有譯文原文就無法存在，原文依賴譯文才能生存下去。德國翻譯理論家沃爾特•本雅明被當今英美理論界奉為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的鼻祖，他于1923年所寫的題為《譯者的任務》一文被認為是解構主義翻譯思想的經典文獻，該文從根本上對傳統的翻譯思想提出了質疑，認為譯文和原文之間本來就無“忠實”可言。翻譯本身就不應求同，而應存異。德曼在《關于沃爾特•本雅明〈譯者的任務〉一文的結論》中說，翻譯不是文學的附庸，翻譯是一個文本的“來世”(after life)。文本因經過翻譯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并獲得了新的生命。
　　另外，譯者首先是原作的讀者，不過其身份決定了他/她是特殊的讀者。譯者的稟賦資源——譯者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即人格修養和學識修養，此外，還包括譯者的審美偏好以及審美鑒賞力和頓悟力等其他因素都會影響到譯者的文化心態和現實選擇。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的形象。因而，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要想吃透原文，精通兩種文化，進行創造性的翻譯，需要豐富自己的稟賦資源，正所謂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
　　
二、譯者的“操縱者”身份
　　翻譯研究派中文化學派的核心人物非巴斯奈特和勒弗維爾莫屬。他們把翻譯置于文化研究的廣闊的背景中，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巴斯奈特認為，翻譯絕不是一種純語言的行為，而是深深根植于語言所處的文化之中，翻譯就是文化內部與文化之間的交流。在文化功能等值的過程中，譯者有較大的主動權，可以靈活重寫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學形式。勒弗維爾認為，翻譯就是文化“改寫”（rewrite），“改寫”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續，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改寫”就是“操縱”(Manipulation)，“操縱學派”由此而來。勒弗維爾把翻譯研究與權力、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結合起來，并提出，翻譯是改寫文本的一種形式，是創造另一個文本形象的一種形式；換句話說，翻譯創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學和文化的現象。它實際上是譯者對文本的擺布，由此可以鞏固現存的意識形態、贊助行為和詩學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壞它們。兩人的觀點對以前的翻譯理論簡直具有“顛覆”性。出于對翻譯哲學的思考，他們特別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以及翻譯對于文化的意義。認為翻譯的基本單位不是單詞，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詞語對等或篇章對等的“忠實”根本不存在，翻譯的目的是使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樣的功能。勒弗維爾和巴斯奈特把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提升到了相當的高度。可以說，在他們的眼里，譯文的地位不僅可以與原文平起平坐，而且有時超過了原文。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縱者”的地位上，不過由于受意識形態、贊助行為和詩學因素等方面的影響，譯者有時也處于“被操縱者”的地位。
　　
三、譯者的“征服者”身份
　　翻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產物。譯者總是從國家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出發來處理翻譯中所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譯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態度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從歷史的視角來看，例如，古希臘的哲學、邏輯、數學、自然科學及其蘊含的理性價值，開啟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線索。古希臘文化本身就是在吸收和融合了古代埃及、古代愛琴海地區、古代敘利亞地區諸上古文化的養分后才形成的。公元前四世紀末，盛極一時的希臘奴隸社會開始衰落，羅馬逐漸強大起來。當時優于羅馬文化的古希臘文化對羅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古羅馬從而紛紛開始了翻譯、介紹希臘古典作品的活動。這是歐洲也是整個西方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翻譯活動。作為譯者，這時的羅馬人就是“征服者”，像掠奪戰利品似的來利用和掠奪希臘的文化產品。他們用拉丁語翻譯或改編荷馬的史詩和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臘戲劇作品。他們以勝利者的姿態把希臘作品作為一種由他們任意“宰割的”“文學戰利品”。他們對原作隨意加以刪改，絲毫也不顧及原作的完整性，選擇翻譯作品并吸取希臘文化的精華，為我所得，為我所用，使異域文化歸順并豐富譯語文化。這樣，羅馬的譯者就可以凌駕于希臘原作者之上了。西方翻譯史上第一位理論家、古羅馬翻譯家西塞羅認為譯作超過原作，譯者高于作者。古羅馬后期的哲羅姆宣稱：“譯者將原文的思想內容視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權將其移植入自己的語言之中”。在他看來，譯作可以與原作競爭，翻譯就是征服原文，“翻譯就是創作”。此時的譯者身份就是征服者，或稱侵略者。譯者的主體性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這是一種極端的表現。
　　
四、譯者的“吞噬者”身份
　　在當前波濤洶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問題牽動著中國學術界的神經，人們需要提防文化全球化的陷阱，警惕以文化全球化來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也即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主張用西方強勢文化一統天下。這實質上是一種西方文化霸權主義。這樣只能導致民族文化的喪失和缺席。文化是人類創造的價值，具有獨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在當今世界全球化語境下，翻譯的本質實際上就是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與翻譯中，翻譯策略的選擇可以說是一個主觀的過程，反映著和折射出翻譯主體——譯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識、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同時，也體現著譯者的翻譯目的和時代精神，深深地打著時代的文化烙印。意大利學者翁貝爾托•埃科在《他們尋找獨角獸》一文中指出兩種不同文化相遇產生的三種可能：一種是“征服”，或是教化（既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毀滅；一種是“文化掠奪”；一種是“交流”（互相影響和尊重的雙方流程）。翻譯不是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和利益沖突的行為。相反，翻譯成了沖突的場所。巴西詩人兼翻譯家坎波斯兄弟的噬人血式(cannibalism)翻譯理論認為翻譯就是噬肉吸血，吃掉原文，創造譯文，意在反對重原文輕譯文的現象，并最終反對翻譯中的歐洲中心主義。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語境下，譯者的文化身份有了不同的定位，譯者的主導性、能動性、創造性得到了張揚。譯者的地位從邊緣化走向中心化。盡管我們認同譯者應該走出陰影，彰顯主體，但是我們要切記譯者的創作，不同于作家的創作，是一種二度創作，否則就不是譯作，而是胡作、亂作。所以，譯者既不是拜倒在原作前亦步亦趨，不能越雷池半步，也不是拋開原作，信馬由韁，隨意揮灑，而是在兩種語言、兩種文化交匯的空間里自由馳騁。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德萊頓曾經栩栩如生地將譯者比喻為“帶著鐐銬的舞者”，雖然時時受到羈絆，但通過譯者的艱辛勞動，還是會跳出優雅的舞姿。因此，譯者也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開闊自己的審美視野，豐富自己的“稟賦資源”，獻給讀者更多佳品。

來源: 譯友-翻譯人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