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 一輩子 一件事
——記奮戰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線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優秀翻譯家群體
編者按
回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90年奮斗征程,我們不能忘記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的至關重要性。而在這個過程中,尤其不應該忘記那些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步奉獻了青春年華、甚至生命的經典著作翻譯家群體。這是一個不辱使命、創建功業而又容易被忽略的群體。沒有他們用心血筑就的百年經典著作編譯事業,沒有他們用畢生精力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系統、完整、堅實的文本基礎,就談不上我們黨不斷的理論創新,就談不上我們黨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歷史作出貢獻的人,歷史終究不會忘記他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本報特刊發此文,以表達我們對這一經典著作翻譯家群體的崇高敬意!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道門坎在哪里?經典文本的翻譯。
在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革命發展史上,就有這樣一批人跨過這道門坎為全黨輸送著精神食糧,他們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者。這個默默無聞的群體,用畢生精力傳播真理之火,很多人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一生只有一個不變的目標: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國化。
毛澤東說:如果沒有翻譯工作者的努力,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
1920年,在中國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的一間破舊柴草屋內,誕生了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全譯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望道在這里翻譯出了《共產黨宣言》。見證這一創世偉業的是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和不時吹入陋室的刺骨寒風。同年夏天,在北京到處搜尋共產主義書籍的毛澤東,將這本用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書深深地銘刻在心中,從此開始了改變中國命運的征程。
在真理曙光的照耀下,傳播真理火種的經典著作編譯工作也在中華大地上艱難但卻堅定地推進著。推進這一事業的有黨的早期領導者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張聞天、李達等,有黨的理論工作者吳黎平、張仲實等,也有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著名學者如郭沫若、郭大力、王亞南、侯外廬等。他們篳路藍縷、百折不回,翻譯出了《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名篇。特別是《資本論》三卷本在1938年出版,成為我黨早期經典翻譯史上的奠基性譯著。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迎接新的革命任務,黨中央更加重視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全黨,1938年成立了延安馬列學院,下設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部,這就是今天中共中央編譯局前身。王實味、王學文、艾思奇、何思敬等一批優秀的翻譯家和理論家集中在那里,開始有組織成規模地翻譯經典著作。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的何錫麟是第一個被調入的英文翻譯。
回憶起在那里的8年時光,97歲的老人何錫麟覺得歷歷在目:“我那時口譯筆譯都可以,延安能來一個北大經濟系的學生,洛甫同志非常重視。當時缺乏參考資料,只有一本英漢大辭典。我們參加了《資本論》學習小組,整整學了一年,對我的翻譯幫助很大。洛甫同志無論多忙,每次都親自主持。”
“毛主席對你們的翻譯怎么評價?”
“學個唐三藏,功德無量啊!”
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對自己的秘書講,黨的知識分子干部應該向何錫麟學習。至今何老依然關心著黨的編譯事業,先后兩次給中央編譯局捐款都超過10萬元,而他自己的生活卻十分節儉。
在中央編譯局的圖書館,記者看到這樣一些“名不副實”的書,如書名是《世界全史》,翻開后卻是《列寧選集》第12卷;《摩登周報》,實際上是《紅旗周報》第58期。在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里,思想的火花許多是通過這樣的“偽裝書”匯成燎原之勢的。到新中國成立前,馬列著作的中譯本已經達到530種,這里面飽含著經典編譯戰線早期奠基者們的鮮血和生命、信仰和毅力。
“陳望道和《共產黨宣言》的關系,是譯者和譯著的關系,是戰士和旗幟的關系,也是信仰者和信仰的關系。”中央編譯局原局長韋建樺說。“這樣一種精神和傳統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研究和傳播領域得到了繼承并發揚光大,集中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中央編譯局這個重要的陣地上。”
用集體智慧編譯三大全集
1953年,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了,這是馬克思主義百年傳播史上的大事,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進入了全新時代。黨中央要求,不僅要高質量地翻譯出版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還要組織和培養一個編譯和研究相結合、個人能力和集體智慧相結合、代代相傳的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群體。
“馬列主義大部頭著作的翻譯決非個別人或極少數人關起門來單獨地、孤立地完成的,姜椿芳同志不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馬列著作的集體編譯事業中。”這是中央編譯局首任局長師哲回憶副局長姜椿芳的一段話,其實這也是對編譯局成立后一批長期為經典編譯事業殫精竭慮、無私奉獻的編譯工作者的真實寫照。師哲、陳昌浩、姜椿芳、張仲實,正是在老一輩翻譯家的帶領下,中央編譯局完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譯出版工作。三大全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誕生后首次在中國出版的比較完整的中文譯本,從而向全世界無聲地宣告了新中國在馬列主義指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決心和信心!
“有一次翻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全局返工,因為翻譯的痕跡太明顯了,譯文不流暢,全局為此召開討論會,讓大家都來挑毛病。這對我們教育很深,統一了譯風。”1953年大學一畢業就來到編譯局工作的張鐘樸先生向記者回憶起當時編譯局集體學習、集體翻譯、集體校審,精益求精、一絲不茍而又熱情高漲的場面。這位幾乎能把《資本論》背下來的81歲老人,曾經參加了各種版本的《資本論》翻譯校訂工作,至今仍然堅守在崗位,還在為這項事業盡力量。
“我國政治生活和黨的建設中的大事”
1959年10月1日前,《列寧全集》一版38卷作為“向國慶十周年獻禮”全部譯完出齊。但由于這個譯本完全是按照蘇聯斯大林時代的俄文第四版翻譯的,有嚴重缺陷。于是從1975年起,編譯局開始籌劃重新編譯《列寧全集》。
1990年,《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齊,比《列寧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還要多,成為我國自行編輯的、迄今為止在全世界各種列寧著作版本中收載文獻最豐富的版本,這標志著我國經典著作編譯事業達到了一個世界的高度。中央編譯局近百位同志參與了這一歷時15年的工程,這是一項耗費精力體力,甚至耗費生命的巨大工程,在這項工程完成后的不長時間內,竟有11位翻譯家相繼辭世。
“我們都稱他是拼命三郎,走路快,吃飯快,為了節省時間,牙壞了,就在小攤上解決,始終是那種一心為事業的緊迫感,去世時才64歲。”76歲的李洙泗回憶起已經逝去18年的自己的老領導、《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設計師和組織者、時任編譯局副局長的林基洲,依然淚眼婆娑。“他這一輩子,對馬列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這種信念深深融入到他對《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指導思想和組織策劃中。”
“岑鼎山是最優秀的定稿員,他就靠一杯濃濃的茶,一根接一根地吸煙來提神,完成他一天一萬字的校訂。”年屆80的楊祝華女士說起另一位倒在翻譯桌上的老戰友時,充滿惋惜和痛楚:“他本來可以有自己的興趣,會唱歌,喜歡彈琴,但一干起工作就什么都沒有了。《列寧全集》編完了,他的病也來了,我去看他,那個瘦的呀!”
就是這樣一群拼了命的群體,成就了“我國政治生活和黨的建設中的大事”。《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出齊時,也正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時期,這一宏偉工程無疑再一次有力地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注重科學地理解和把握列寧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個人腦子里只有工作”
在互聯網上搜尋“周亮勛”這個名字,記者非常失望。周亮勛,國內權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家、國際馬恩基金會《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但不為人所知。而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編譯戰場上,他是沖在最前面的一員。
以《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為藍本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中央編譯局在新世紀初期開展的最重要的經典編譯工程。鑒于70卷本的全集第二版需要經過多年努力才能出齊,為滿足社會各界對經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遂考慮在較短的時間內先將馬恩最重要的論著加以審定,編為十卷出版,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4年,中央將其確定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為完成這個艱巨復雜的任務,編譯局許多老同志發揮了中堅作用,周亮勛是代表之一。
“老周的去世是我們馬列部的一大損失。”現任編譯局馬列部主任柴方國告訴記者,“我們這幾年為了接續上他的工作,頗費心思。這次,德國兩個專家來和我們討論二版第四部分筆記卷編目,認為我們取得很大進展,我覺得老周搞的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筆記卷的材料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2005年,周亮勛患腦溢血病倒在工作崗位上,醒來后能記得的只有稿件和工作。“他后來好一點的時候就琢磨他的工作,人家問他你們倆怎么結婚的,他想不起來了。這個人腦子里只有工作。”周亮勛的老伴,同樣是中央編譯局優秀的“資深翻譯家”群體中一員（周家碧女士于2006年獲得中國翻譯協會“資深翻譯家”表彰）的周家碧女士,這樣“抱怨”他。
代圣人立言,筆重千鈞
200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寧專題文集》的編譯出版勝利完成,中央領導同志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兩部文集是黨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所取得的標志性成果,全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是黨員、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權威性教材”。而這一成果的取得是新時期編譯局講求團隊合作、善于以老帶新的又一次集體智慧的結晶。
顧錦屛,又一位至今堅守在崗位上的老人。“顧老師天天來,你可以隨時來請教他。”年輕人們說:“他經常告誡我們,代圣人立言,筆重千鈞。”記者讓全國先進工作者、參加十卷本文集編輯和譯文審定工作的柴方國談談自己的事跡,他說:“我沒有什么可說的,你們倒是應該反映一下我們現在人才培養存在的困難。”同事們則說:“他天天晚上都在辦公室工作,周六日都來。”
“讓馬克思的科學發現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敘述傳給后世”——恩格斯的這一教導是編譯局一代代編譯群體永遠的職守。
截至2011年,中央編譯局共有138名長期從事經典著作編譯和中央文獻翻譯的專家學者獲得了中國翻譯協會授予的“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成為中國翻譯界最大的資深翻譯家群體。
現任編譯局局長衣俊卿在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動情地說:這是一支業務精湛、功勛卓著的翻譯工作者群體,這是一個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為真理而獻身的群體,這是一個默默奉獻、淡泊名利、不計個人得失的群體。我們黨的編譯事業史冊上將永遠鐫刻著他們的名字!
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提供不竭的源頭活水
經過近百年編譯征程,特別是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先后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馬列主義文庫》中文版21種;《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寧專題文集》5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寧選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等。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國家。
“這些經典著作的翻譯文本不但具有系統性和完整性,而且所表達的思想理論觀點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衣俊卿局長說。“這種意義上的經典著作編譯成就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具有特別的意義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教學的北京大學哲學系仰海峰教授告訴記者:“這些譯本是國內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直接文獻來源,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因此,對于翻譯這些文獻的專家,我非常敬重!”
現在,中央編譯局新一代編譯群體手頭的任務依然繁重:有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列寧全集》第2版(增訂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和各種馬列著作單行本等一系列工作。正如中央所強調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也要與時俱進,不可能一勞永逸。”
新時期,經典著作編譯事業的繼續提高和創新,是時代對他們提出的神圣使命。他們依舊默默無聞地在經典著作編譯這塊土地上耕耘著……
(記者 薄潔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