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ce是北京一家翻譯公司的翻譯總監。畢業于英文專業的她踏入翻譯行列，至今已有4年。熟悉業界情況的她感覺到，人才缺口大、產業結構倒掛、行業監管缺失、薪酬水平低等問題日益嚴重，困擾著這個新興行業的發展。
最近，王茜翻譯的《贏得輸家的游戲》成了熱銷書，這已經是她翻譯的第四本書了。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的畢業生，她將翻譯作為職業的決定被父母否決，只好做了兼職翻譯。統計數據表明，兼職翻譯已占中國翻譯市場從業人員的90%。
“對比1976年以后中國文學和電影走向世界的過程，就可以看出翻譯的困難性。”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教授藍詩玲說，中國電影在國外獲得很多大獎，中國文學的命運卻相反，而這其中翻譯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將“孟子”翻譯為“門修斯”的笑話并非唯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品牌名如“飄柔”“寶潔”等居然大多出自外國。
一方面是中國翻譯市場不斷壯大，一方面是社會對翻譯工作不滿日漸增多；一方面是中國不斷翻譯外來作品，一方面是海外在翻譯中文作品時的磕磕絆絆。值得關注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局面：作為職業，翻譯處于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態；作為興趣，翻譯卻風生水起，塑造了新的交流生態。
全球化使得翻譯及其相關產業作為溝通各國、各民族、各種文化的重要載體，滲透到各個領域，也在促進世界多元化的交融與發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國內的翻譯市場能否承擔起溝通世界的重任，有效地表達中國？漢語言翻譯家又能否順利地介紹一個真實而準確的中國？
國內篇
翻譯力量多元構成
當前，中國的翻譯市場大抵有三股力量：職業翻譯、兼職翻譯和志愿翻譯。
像Grace這樣的職業翻譯是翻譯市場的最主要參與者。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郭曉勇透露，截至2009年底，全國共成立了各類翻譯公司19520家，大約1.5萬家正在營業。其中，注冊資金在千萬元以上的有161家，占總量的0.83%。截至2008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的翻譯人員有2.7萬人。但有業內人士估計，職業從事翻譯的人員超過了50萬人。
兼職翻譯是翻譯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不隸屬于任何翻譯公司，憑借人脈“接活兒”。上學時，王茜所在的國際關系學院英語教育水平較高，許多同學兼職翻譯。王茜在朋友的推薦下和出版社接洽，從此走上兼職翻譯之路。
王茜的同學也有表現突出的，比如在網絡翻譯界小有名氣的青云。近年來，部分門戶網站和一些擁有編譯權的媒體合作開展了國際新聞翻譯業務，并逐漸成了氣候。2008年，索馬里海盜劫持世界第二大油輪“天狼星號”時，正是青云發現外媒的報道并及時翻譯出來，推動索馬里海盜問題成為中國傳媒的焦點。
部分紙質媒體也進行國際新聞編譯，以豐富版面。這支隊伍不算龐大，但由于經過多重把關，稿件質量較高，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和這些有償翻譯不同，一股“志愿”翻譯的浪潮迅速興起。隨著網絡的普及，許多外語能力較強、習慣閱讀外語文章的人們開始自發地翻譯外媒文章，包括高校學生、海歸、白領等。
2006年11月，3位在美國硅谷工作的中國工程師創立譯言網。作為開放的社區翻譯平臺，翻譯者們可以自由地在這里發布、品評譯文，甚至共同來翻譯學術專著，推動它成為“中文互聯網上日更新量最大”的翻譯網站。
與譯言網類似的，還有煎蛋網、東西網等，以及近來名噪一時的“字幕組”。這些網站也試水市場化運作，但大多還沒有成型。
產業發展缺乏監管
隨著中國加入WTO，奧運會、世博會在中國相繼舉辦，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中國文化、經濟“走出去”步伐加快，翻譯的需求在不斷增加。據統計，翻譯服務市場年產值持續攀升，2003年為110億元，2005年為200億元，2007年達到300億元。
但Grace給出一個看似矛盾的觀點：“翻譯市場看起來不斷擴大，實際上在縮水”。隨著外語在中國的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涉足翻譯行業。”結果，由于翻譯市場不規范，隊伍良莠不齊，翻譯質量得不到保證，翻譯糾紛案件數量迅速上升。
郭曉勇認為，一方面，受規模和資金等條件的限制，絕大多數翻譯公司缺少高水平的翻譯力量，具有翻譯從業資質和經驗的翻譯人員很少，運作方式也還停留在“家庭式作坊”和“代理商”的階段，缺乏實力對翻譯質量進行審核與控制。另一方面，有的翻譯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不惜低價進行不正當競爭，然后隨便找些外語水平不高的譯員敷衍客戶。更有甚者，一些基本不懂外語的人混雜在翻譯隊伍中，單純依靠“翻譯機器”來完成翻譯任務。“原來的翻譯家是在精打細磨做研究，今天的翻譯只是一把簡單粗糙的工具。” Grace說。
報酬的低廉讓翻譯們無可奈何。Grace經手的多是中譯外。市場上一般分為3個價碼：閱讀級別為140元/千字，交流級別為160元/千字，出版級別最高也才200元/千字。外譯中的價格更低。“搞翻譯，買不起房子、車子，養不起孩子。”Grace說的是行業的悲哀。她的同學大都離開了翻譯行業，有的人甚至跳槽到外企，做收發郵件的工作。
2009年，一家機構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城市白領階層進行的薪金調查顯示，翻譯處于底層，年薪約3萬元，而白領年收入的平均數超過了6萬元。
“近幾年，翻譯業迅猛發展，但處于沒人管的狀態，也缺乏像會計、律師等其他專業行業的規范。”中國翻譯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黃友義說。中譯協計劃今年9月召開2010中國國際語言服務行業大會，希望制定相關的標準、行規，以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翻譯資質考核待完善
對行業的監管，有賴于對企業以及從業人員資質的認定。
國內對翻譯人員的考核已經初步開始：從2003年起，翻譯人員的資格考試廣泛開展了英、法、日、俄、德、西、阿7個語種二、三級口、筆譯共29種58個科目。這些考試不限制專業、學歷和行業，通過即可獲得相應證書。
2005年以來，每次考試報名人數都保持在1萬人以上。2010年上半年，英、法、日、阿4個語種考試報名總人數超過1.8萬人，同比增長16.2%。“小語種考試人數少，通過率高；英語考生最多，但通過率最低。”黃友義說。截至目前，考試累計報名近13萬人次，累計合格1.8萬人次。這意味著絕大多數職業翻譯是“無證上崗”。
無證上崗帶來的一個弊端是由于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在翻譯時不能達到普遍的期望值。Grace也用過類似的員工，盡管他們也考過了專業八級，但水平離期望值還有相當的差距。他們只能詞對詞直譯，而忽略了整體含義。
“我把中文著作拿到翻譯公司去翻譯，結果越翻內容越少。”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呂舟遺憾地說，他的工作是溝通中國與國際的遺產保護，時常有大量的資料需要翻譯，但有大量的內容譯成外文后，說不清楚。“好一點的翻譯能譯出全文的70%，差一點的能譯出40%就不錯了。”
人才培養存在缺失
面對國內翻譯人才培養現狀，黃有義感慨：“過去人們認為會外語就會翻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國內高校沒有真正的應用性的翻譯專業，只設有外國語言和文學專業。”2006年，教育部批準復旦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河北師范大學3所高校招收翻譯專業本科生。2007年，15所高校獲批開設翻譯碩士專業學位，有語言研究和實用翻譯兩個分支。
一個突出的問題隨之而來：師資不足。從事翻譯教育的老師，必須有足夠的實踐經驗，但國內這方面的人才還存在很大的缺口。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大部分高校有外語專業老師，但這些老師本身并非從事翻譯工作，和翻譯依舊有不小差別。今年7月，2010年暑期全國高等院校翻譯專業師資培訓班在京開班。這也是首次舉辦此類培訓班。
盡管低端翻譯人才屢受詬病，但口譯等高級翻譯人才供不應求。一項調查數據表明，全國每年至少需要10萬高級翻譯人才，相應的畢業生卻不足千人。
不過，高級翻譯的培養并非易事。從事了多年同聲傳譯的林谷說：“做同傳，不僅僅是要快速流利地做翻譯，更要快速理解不同文化間的背景，準確翻譯。”林谷大學畢業后在英國、美國分別攻讀了碩士學位，現在還保留了每天閱讀大量英文文章的習慣。
從事了多年外語培訓的北京環球天下教育科技集團副總裁司晗說：“大部分來培訓外語以留學、出境旅游的人們，往往家境豐厚，根本不可能從事翻譯工作。”她所在的環球雅思學校此前嘗試開展翻譯課程，最終放棄。
為加大翻譯人才培養力度，黃友義建議：“第一是既重視高素質的基礎性人才，也注重培養應用型的實踐人才；第二是要大力推進翻譯市場的準入制度，把好質量關，提高總體水平；第三是要大力倡導職業道德，加強行業自律。”
國際篇
在藍詩玲的印象里，中國文壇的國際化程度已經超過了英國。連續10年，中國年均新版譯著上萬種，《堂·吉訶德》、《紅與黑》等外國名著的中譯本竟超過20個……這是否剃頭挑子一頭熱呢？
在國外，從事中文翻譯的多是大學教授。這些較為精通漢語又熱愛翻譯的學者往往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中文，向本國傳播優秀的中國文化，但他們也面臨著學術、經濟以及輿論環境的壓力。
英國翻譯家的尷尬
作為歷史系教授，藍詩玲只能在教課之余翻譯中國文學作品。讀博士時，藍詩玲翻譯了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并走上翻譯之路。至今她已經譯出了韓少功、朱文、閻連科等人的多部作品。
藍詩玲說，英語世界比較排斥外文翻譯作品。每年英美兩國出版的外文書籍只占市場份額的2%左右，法國和德國則分別是27%和13%。
每周有兩三天，藍詩玲都會乘火車從居住地到倫敦講課，火車上的45分鐘是她僅有的中文小說閱讀時間。她說如果自己完全自由的話，就可以大量地翻譯。“英、美的學術界是很看不起翻譯的，認為這對學術沒有任何貢獻。”藍詩玲略帶無奈地說，如果把時間過多地花在翻譯上，就會被同事質疑，讓校長生氣。
即使有翻譯時間，選擇翻譯作品也是個問題。由于缺乏必要的圖書推介和數字共享資料，國外的翻譯家很難了解到中國當代文學的動態。藍詩玲找到的幾本小說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
了解了中文作品，聯系上中國作家也是個漫長而艱辛的工作。這一點，中國作家李洱深有體會。他的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被德國翻譯家夏黛麗選中并譯成德文，暢銷德國，也成為2008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送給溫家寶總理的小說之一。但起初夏黛麗找了許多朋友，繞了不少彎兒，直到半年之后才將越洋電話打到李洱的手機上。一位意大利翻譯家在四處打聽李洱時，得到的多數答案是“我不認識李洱，保證中國沒有這個作家”。此外，當前國內文學代理人行業尚未得到規范，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外國翻譯家和中國作家之間的合作。
日本翻譯家的困惑
“戰后日本的中國觀發生了分裂：對古代中國無尚崇拜，卻對現代中國存在誤讀。”日本翻譯家安藤陽子說，在日本，翻譯中國古典作品的人被尊稱為漢學家，可以得到從副教授升至教授的機會；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則不被重視。那些翻譯家，想改善日本的中國觀，卻只能在業余時間做翻譯。
“由于政府的變動很多，社會不太安定，書店也不景氣，都要出版暢銷書。” 安藤陽子說，翻譯環境不好，導致一些作品的宣傳錯位。莫言的書在日本的發行廣告中就被包裝成黃色圖書。
她也翻譯過一本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起初被不少出版社以“不賺錢”為由拒絕了，最后找到早稻田大學的校長，他看過后說，即使不賺錢也要出，“只要有意義”。該書出版后獲得了日本出版文化獎，此后該校開始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
為了能安心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安藤陽子和其他現當代文學翻譯家也會翻譯一些古典作品。“只要有一本研究古典作品的書，就不會挨罵。”
在日本還出現一種翻譯現象，干擾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準確傳播。有些日本文學家，雇中國留學生把漢語譯成日語，再根據這些模糊的日語推測原文的意思，然后重新寫成一篇小說。就這樣，一句漢語不懂的作家們正大光明地出版翻譯作品。“盡管他們的意圖很好，但我覺得這絕對不是一種好做法。”安藤陽子說。
應鼓勵外國翻譯家關注中文
為鼓勵更多優秀作品“走出去”，黃友義認為給國外中文翻譯家設立基金非常有必要。“中國圖書在歐洲被列入特殊需求的書，只有對中國感興趣的人才會買。想象中市場很大，實際上很小。因此很多做介紹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都默默無聞。我們要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持以及精神的獎勵。”
“國外有很多鼓勵其他國家的人翻譯本國著作的做法，值得借鑒。”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葉雋博士介紹，2009年，法國借用中國翻譯家傅雷之名設立“傅雷翻譯出版獎”，以獎勵中國年度翻譯和出版的最優秀法語圖書。2004年，德國設立“文學之家—德嘉銀行獎”，由德嘉銀行每年提供2.5萬歐元獎勵給對傳播德國文學和科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國外翻譯家。2008年，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曹衛東獲得這一獎項。
“有的國家已經意識到翻譯的不可或缺并采取舉措。在挪威，翻譯者的名字和原作者一起出現在封皮上，而且這本書每被借閱一次，翻譯者就會得到翻譯費外的相應版稅，由此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價值，受到尊重。這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問題，也反映了一個國家是否認識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黃友義說。
藍詩玲表示，如果能有相應的資助行為，可以鼓舞翻譯者們對中文作品翻譯投以更大的熱情。
中國主動對外推介作品也很重要。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是中國文化對外推介的兩大工程。2004年啟動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通過版權交易、合作出版、境外直接出版、設立分支機構等多種方式，推介中國的各類優秀作品，取得了不俗成果。來自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共與6個國家的9家出版機構簽署了10個系列171冊圖書，涉及4個文版，總金額為1700萬元的資助協議。
記者手記
翻譯要耐得住寂寞
埃及翻譯家阿齊茲翻譯了老舍的話劇《茶館》，有120頁劇本對白。在這120頁之前是130頁關于中國文化的介紹。這相當于中國簡史的部分，是告訴埃及讀者為什么會有“茶館”的誕生。
這130頁的鋪墊，提醒所有的跨文化翻譯者：文化交流不是簡單的詞對詞互換，更多的是心靈上的溝通。翻譯是一件需要沉下心來做的事情。中國對外傳播也需要細水長流、潛移默化。
“想讓中國文化‘走出去’，需要一批水平高、耐得住寂寞，能在兩種文字和文化之間游刃有余的人，需要培養自己的高級的跨文化翻譯。”一有機會，黃友義就大聲呼吁。中國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要靠中國人完成，如果沒有一支強大的翻譯隊伍，就無法擔負這一重任。
社會認識不到翻譯的價值，翻譯人員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就容易陷入數量大、質量差的惡性循環。老一輩翻譯家們紛紛離世，“信、達、雅”這一翻譯要求也正在變得遙不可及。更可怕的是，新一代翻譯者不再像前輩那樣“耐得住寂寞”。
因為喜歡翻譯，Grace仍在堅持，并繼續跟單詞“較真兒”。已經擁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王茜依舊堅持著自己的翻譯夢想：“翻譯就像是一種生活方式，只有真正熱愛它的人才能充分享受其中的樂趣，并煥發出無窮的能量。”
來源: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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